西方教会在德州区域的教育活动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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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德州区域教会学校教育发端于19世纪80年代初,是随着传教士的进入而兴起的,其间经历各种考验,存在了约60年的时间。教会学校主观上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促进了德州区域教育
近代德州区域教会学校教育发端于19世纪80年代初,是随着传教士的进入而兴起的,其间经历各种考验,存在了约60年的时间。教会学校主观上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促进了德州区域教育的发展,在德州近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一、教会学校在德州兴起的背景
近代以前,中国的文化教育曾有过辉煌灿烂的历史,山东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昌明之地,但步入近代以来,当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之时,中国落伍了。直到19世纪60年代,包括近代德州区域的山东传统教育仍束缚于四书五经之中。同时,漂洋过海来到山东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们则以西方的教育体制为模式,开始在山东沿海地区创办新式学校,并且以此为起点,向内地推进,逐步发展起了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大学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许多方面开了近代教育的先河。传教士们在德州区域举办教育在此历史背景下产生。
第一,传教士的文化背景。传教士的特征之一是他们多数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德国天主教传教士大都上过大学。英国的基督教传教士中有不少人也进过大学,美国传教士的文化程度相对还要高一些。例如在山东德县(今德州市)活动的12位德国天主教神父和一名美国修女中,其中6个为博士,2个为硕士,还有1人为柏林神学院院士[1]9-18。20世纪初在华北的公理会101名传教士中,除两人之外,所有的男传教士都进过大学,他们得过35个学位,其中9个是硕士学位,大部分人有大学学历。女传教士中7人有大学学位,3人有硕士学位。相当数量的传教士的女眷在各种各样的“神学院”和学院中学习过,有12名妇女完成了正规的高中教育。[2]一位研究美国传教运动的史学家说:“传教士的背景表明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教育水平比人们所预期、类似于他们那种中等社会经济家庭出身的人高许多。”[3]159在美国一般必须在大学毕业以后才能继续攻读神学,神学院毕业后才能授予神职。这是因为在西方国家中,牧师等神职是很受尊敬的职业,牧师是民众在宗教精神生活方面的导师,必须受到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教育。在这方面,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原来的宗教人员如和尚、道士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教育背景使他们学习和掌握了最新的科学技术,对中国文化也有一定的理解力,具备了从事文化交流的较高层次的某种素质和条件。
第二,举办教会学校的目的与方针。传教士来中国的首要目的当然是传教。基督教或天主教传教士以“救世者”自居,以“广布福音”为职事,其“工作实绩”以招收信徒的数量来衡量。19世纪中后期来到中国的不少传教人员有着献身宗教的狂热精神,他们报着“中华归主”的宗旨来到中国。但中西国情不同,中国人大多数对宗教比较淡漠,加之其传教是和中国战败的耻辱联系在一起,因此许多国人在淡漠之外还有排斥,即明恩溥所说的有“许多反对外国的偏见”。一些传教士曾说过,直接对中国民众传经布道就好比把种子撒在水里一样徒劳无获。但另一方面,传教士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历史悠久的中国尤其是在山东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他们认识到:“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信奉教育,尊重学者。掌握古代的经典和文学知识,对于那些希望升入学者的行列的人是十分重要的,它被看成有学问的标志。对于孔子的故乡山东,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4]因此传教士们感到必须采取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方法,“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所以,近代中国与其说像传教士们感到的那样迫切需要西方的宗教,不如说更需要西方的科学文化。如果传教士不想继续碰壁,就必须改变方针,至少要寓宗教于科学,从科学过渡到宗教。因此先后转向了文化教育。
那些倡导办学的传教士们有两种流行的观点。其一是直接传教的方针。其二是间接传教的方针。关于第一种,传教士们“倡导学校,是将其作为一种方式,使得如此之多的异教徒的孩子被置于基督教真理的影响下,期望他们将皈依基督教,特别希望他们成为布道人员”[3]162。这种方针具有急功近利的色彩,短时期内容易见效,但长远来看可能遭到更多人的反对。而第二种方针即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开始的传教方式,是知识传教。它是间接传教的一种,其特点是宣教人不是首先和直接将教义灌输给受传对象,而是通过展示、宣传高于或异于受传对象所掌握的知识,取得其好感、信任和尊敬,然后进行传教,或在展示、宣传各种知识的同时,夹带教义。……利玛窦的知识传教模式,为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普遍采用,也为晚清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林乐知、李提摩太等采用。”[5]这部分新教传教士们认为:“学校是简介布道机构,是用来开垦福音的荒地,是为信仰的种子的生长铺平道路。”像老资格山东传教士狄考文就坚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学校只能是间接传教,“即学校仅是间接的机构,只能产生间接的结果……”“教会应该而且必须通过教育培养出掌握真正科学精华的”中国基督教徒。在山东近代史上,一些著名的传教士像郭显德、李提摩太等,都持这种看法。他们明白,从长远考虑只有这样才能为教会赢得更多的学生和更大的社会影响。近代德州区域的教会学校也经历了从直接传教到间接传教的变化过程,并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明恩溥式传教方法。
文章来源:《德州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dzxyxb.cn/qikandaodu/2020/0811/3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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