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子读书台与德州董子书院考^*

董仲舒，汉代广川人，汉景帝时，因精通《春秋》而被任为博士。不仅《春秋公羊传》在汉代的传播，乃至儒家学说最终成为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主流学说，董仲舒都可谓居功甚伟。山东德州在明代正统年间发现了董子读书台，相传为董仲舒读书之处。因有董子读书台遗迹，德州在明清时期先后兴建了董子书院、醇儒书院、董颜书院、柳湖书院。

1 董仲舒其人与德州考

董仲舒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有传记，以《汉书》记载最为详备。《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1]董仲舒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五月，上武帝以《天人三策》，得到武帝的重视。董仲舒提出的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推明孔氏，抑黜百家。”[2]近人易白沙将其归纳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3]山东大学黄玉顺教授认为，儒家的学说最终取得了国家哲学的地位，是在汉代才完成的，董仲舒在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的思想理论建构，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安排上，最终真正完成这一工作的其实是董仲舒，可谓集大成者。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董仲舒的伦理政治哲学，那么，整个两千年的皇权帝国制度，特别是它与儒学之间的关系，那是没法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董仲舒才是真正的“中华帝国制度的总设计师”。[4]

《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董仲舒“为人廉直……以(公孙)弘为从谀”，对公孙弘惟上是从、“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的行为不满，而当时公孙弘拜相封侯，正为武帝面前的红人，因而被公孙弘所嫉恨。董仲舒先后出任江都易王相、胶西王相，因董仲舒是当世大儒，二王虽骄横不端，但都敬重、善待董仲舒，没有故意刁难他，但董仲舒“恐久获罪，病免。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5]董仲舒以广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行，被后世尊之为“纯儒”(醇儒)。

董仲舒是广川人，广川故地在今河北省景县，与今德州为临县。《康熙德州志·卷八·人物》：“广川为今之景州，与(德)州境相错。而读书台在州城内。”[6]《民国德县志·卷四·舆地志》记载：“凡董子故迹，在景县南，则在德县西北，广川之地，两邑有之。”[7]两地接壤，历代辖地变化造成了董仲舒故里的争论。在明清以至民国的济南府和德州志书中，都将董仲舒列为德州人，作为德州的乡贤名人立传。《民国德县志·卷十·人物志》：“我德(州)为董子故里。”[8]人物传第一个即是董仲舒。明代礼部侍郎程敏政《德州董子祠记》：“董子之道益显，广川实其故乡，旧属平原，平原今德州也。”[9]清代户部侍郎田雯《董颜书院碑记》中也说：“德州为(董)仲舒故里。”[10]《道光济南府志·卷十二·古迹》：“董子读书台……通志云，州本广川地，乃仲舒故里也。”[11]董仲舒在德州留下了诸多遗迹，最著名的即为董子读书台。德州为董仲舒曾经的读书地并无异议，如清人桑开运《德州义学记》所言：“今德(州)为广川董子读书地也。”[12]

2 董子读书台考

关于董仲舒读书地点，《史记》《汉书》等都没有记载，只记载董仲舒刻苦向学，专于读书。《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13]《汉书·董仲舒传》：“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14]王充《论衡·儒增》：“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窥园菜。”桓谭《新论》曰：“董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邹子曰：‘董仲舒三年不窥园门，乘马不知牝牡。’”[15]可以说，董仲舒读书已经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

最早记载德州“董子读书台”石刻发现始末的是明弘治年间程敏政所撰《德州董子祠记》：“正统辛酉(正统六年，1441年)，知州韦景元得石碣于庙庭东庑下，大书深刻‘董子读书台’五字。”[16]对碑刻没有形状质地的表述。德州有关于“董子读书台”的历史记载自此始。《嘉靖山东通志·卷二十二·古迹》：“董子读书台石刻，在德州学内，正统间，知州常景先(韦景元)因修学于东庑墙下掘得石碣，刻曰：‘董子读书台’。”[17]而明末李诚明所撰《醇儒书院记》则有进一步的记述：“会有阙地及泉者，得石刻曰‘董子读书台’，其石白碧如玉版，其字古劲，如琅书。”[18]可见，该碑刻在明末尚存。《乾隆德州志·卷十一·古迹》记载：“董子读书台，在州学内。正统间知州韦景元掘地得石刻，询其故址复焉。石白如玉，字画尤劲。盖隋碑也。万历间移西门外。”[19]编志者从碑刻书法进而推断碑刻可能为隋碑，但并无确实证据。《民国德县志·卷四·古迹》也记载：“明正统间，知州韦景元修学宫，掘地得石碑，文曰‘董子读书台’。”[20]由此可知，董子读书台遗址最初在州学院内，明正统间已成废墟，碑刻随之而被掩埋。如石碑确为隋代刻石，说明韦景元所发现的读书台旧址是隋朝遗迹。董子读书台，《山东通志》名之曰“繁露台”，因董仲舒著《春秋繁露》而得名，后世多有吟咏繁露台的诗歌。《宣统山东通志·卷三十四·疆域·古迹一》记载：“繁露台，在州学内，明正统六年知州韦景元掘地得古碑，因即其地建台。”[21]即地建台，这是《乾隆德州志》所未记载的，《乾隆德州志·卷十二·艺文志》收录的《德州董子祠记》一文，编志者考证说：“故址乃后人约略之词。”[22]可见当时读书台就是即碑刻发现之地而建。

文章来源：《德州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dzxyxb.cn/qikandaodu/2020/0818/3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