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藏敦煌社史文整理研究目班

首都師範大學郝春文教授舉辦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讀書班，至今已兩年有餘。我從前年開始負笈郝先生門下讀書，因緣際會，也幸運地參加了該班。讀書班爲方便校外學長參加，一直安排在周日下午開展活動，除寒暑假外，幾乎風雨無阻。該班規模不大，每次參加者約十幾人，其中既有項目組成員，亦有前來旁聽的研究生。通過近兩年的學習，我收穫頗豐，感覺讀書班在對項目研究的推進、對青年學子的成長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首先，堅持精益求精的精神，力求字斟句酌，在識讀文字上有突破。

長期以來，正確識讀敦煌文書的文字是廣大讀者使用敦煌文書的最大障礙。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多爲手寫文本，其中不乏俗體字、異體字以及用河西方音書寫的假借字。由於文書的書寫時代不同，書寫者的書法水準參差不齊，因而具有楷書、行書、行草、草書等多種字體，另有大量模糊不清的文字、朱筆、校改文字和一些不易識讀的文字符號，等等。這些情況的存在，使得很多讀者對敦煌文書敬而遠之。“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要將上述種種手寫文本，釋録爲通行的繁體文字以呈現給讀者，從而爲廣大讀者使用敦煌文書掃清障礙。

爲做出更爲準確的文書釋文，郝先生在讀書班上特别強調，一定要堅持精益求精的精神，務必字字求真。通常，他要求我們將項目組成員所作釋文打印出來，下功夫將其與文書IDP 圖版逐字反覆比對，在遇到某些文書没有IDP 圖版時，則要將文書紙版轉换成圖片格式，通過放大黑白圖版的方式來仔細觀察字形，確定文字。通過這種反覆的核對工作，我們識讀出了一些前人没有識讀的文字，糾正了許多前人識讀的錯誤。如關於S．1815V4《除夕驅儺文》文書，這是件墨色極淡、書寫極爲潦草的文書，此前《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全敦煌詩》等僅釋録了前四句，此次通過大家反覆查看圖版，辨識出爲他人所未識的“着火鬼”、“受作鬼”、“師姑鬼”、“腳子鬼”、“偷羊鬼”等“新鬼”，且將該件文書後半部分的絶大部分文字都識認出來。再如S．3702背《雜緣喻因由記》文書，以往學者將其中“有一婆羅門遊行，將粆糖蜜果子種種於路上吃”一句中的“種種”，或釋作“和□”，或未予釋録，此次通過核對圖版，識讀出此二字。“種種”被準確識讀後，這句話便很容易被理解了。再如，S．6203《大唐隴西李氏莫高窟記功德記》中“大悲來儀於鷲嶺”之前的數行文字，前人多漏録，此次通過核對圖版，已將前人漏釋的文字全部釋録，還原了該件文書的原貌。像這樣通過反覆查看圖版所得的收穫，俯仰皆是。

由於敦煌文書的情況十分複雜，尤其是當遇到一些特殊的草書文字或俗體字、訛字的時候，往往僅通過查看圖版很難做出判斷。爲解決此問題，郝先生帶領大家在讀書班上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首先要參考前人的釋文、傳世文本等，但不能盲從。其次要善於利用工具書，如《敦煌俗字典》、《中國書法大字典》、《康熙字典》、《漢語大詞典》等，如在識讀S．3702《文樣》文書時，對於該文書中的一句話，項目組成員最初將其釋録爲“德重齒尊，怡神衛道”，其中的“衛”字在圖版中雖清晰可辨，但比較潦草，至於此字是否爲“衛”字大家意見不一，於是我們開始查閲《中國書法大字典》，結果發現，此字與草書的“至”字很接近，而與“衛”字相去較遠，所以這句話最終被確認爲“德重齒尊，怡神至道”，等等。

當然，我們有時還會遇一些這樣的情況，即文書中的文字雖能識讀，但文義不通，於是還需利用其他傳世文獻以及文書文本上下間的句意、句法結構等再做出或“校”或“改”或保留原形的判斷。

以上可見，識讀敦煌文書文字的過程是複雜而艱辛的，郝先生以及項目組的成員們爲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這一過程又是快樂的，那種柳暗花明的快感，釋疑解惑的成就感，祇有參加過讀書班的人纔能體會得到。

其次，在準確把握文書性質、實現文書整理的學術創新上有提高。

對於敦煌文書整理而言，除了文字的準確識讀是一道難關外，文書的定性、定名、定年問題也是一項富有挑戰性的工作，而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則是對文書性質的把握。爲了能讓大家更準確地把握好文書的性質，郝先生在班上講了兩點意見:其一，要求我們牢牢把握住敦煌文書手寫文本的特徵。他常常跟我們講，敦煌文書很多是古人個人的筆記本，一些内容可能是有意抄寫的，而另外一些可能是隨手抄寫的，這些内容體現出的是更多的個性特徵，這與印本書籍有很大的不同。如我們用印本書籍的思維和要求來看待這些文書，則會對文書的性質認識出現偏差，因此在判斷文書性質時，要從文書實際使用者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其二，要注意從整體上來把握文書的性質。英藏敦煌文獻和其他敦煌文獻相似，殘件多，雙面書寫多，一些互不相干的内容往往會混雜在一起，要準確把握好這些文書的性質、時代，孰非易事。郝先生告誡大家，務必要對文書的正背面及全部内容做全面的考察，而不應僅僅注意其中的一部分。如在整理S．3287V《吐蕃子年擘三部落百姓泛履倩等户手實案卷》文書時，最初整理者將該件文書定性爲“户口申報單”，班上的同學亦未提出異議。郝先生讓大家仔細觀察文書的文本特徵，大家發現，該文書實由五紙粘連而成，共記載了五户的户口，在每兩紙連接處有空白四行，在第四、五紙連接處還寫有五言詩一首，在人名旁又有朱筆添加文字等，據此特徵可以判斷，此件文書應爲一件“手實”，“五言詩”屬於“後人在廢棄的手實案卷上隨手所寫的文字”，應另作釋文，而不是將其與“手實”混爲一談。接着，他又讓大家觀察該件文書的背面S．3287 文書形態，通過紙張粘結處的文字形態和粘結痕迹，很明顯可看出所謂的正面S．3287 文書，實際上是在手實廢棄後抄寫的，并且知道這件手實應爲一件長卷，因此宜將S．3287 背文書定性爲“手實案卷”，而非此前的“户口申報單”。同時又根據S．3287 文書的時代，反推出手實書寫的大體年代，這樣對S．3287 背文書的性質有了比較科學、準確的判斷。通過在讀書班進行類似這樣的學習和訓練，大家逐漸掌握了判斷文書性質的方法。

文章来源：《德州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dzxyxb.cn/qikandaodu/2021/0325/523.html